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短暂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探寻如何自我定位的历史，澳大利亚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种探寻过程的镜子。澳大利亚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澳大利亚却是世界上最早拍摄故事片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电影业的发展也反映出了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发展。请听刘江的介绍。

各位朋友好，我是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的刘江，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这次澳洲故事节目。今天我们要从澳大利亚的电影来看看澳大利亚文化的形成和变化。

提起澳大利亚的文化，学者们一直有争论，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澳大利亚太年轻，没有什么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另外一派则认为澳大利亚已经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新国家，它的小说电影戏剧音乐也都带有澳洲自己的特殊的味道，可以说是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

澳大利亚学者约翰·里卡德在一九八八年欧洲移民登陆澳洲二百周年时出版了《澳大利亚文化史》一书。他在书里头说，澳大利亚短暂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探寻如何自我定位的历史，澳大利亚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种探寻过程的镜子。约翰·里卡德介绍说：

“理查德·怀特在其《构造澳大利亚》一书中把这叫做‘民族情结’。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问题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的根本是什么’，‘我们依然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等等。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有趣论战。”

另一位学者黛布·费尔赫芬在墨尔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讲授电影研究课程。她认为，澳大利亚文化中的这种挥之不去的“自我定位”情结，在澳大利亚电影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说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世界各国的电影业总是在探寻此类问题，澳大利亚电影业也不例外。事实上我认为，澳大利亚电影业是最能体现这种自我审视的行业之一。我们的电影是具有本土特征还是更具有国际的特征？我们与世界上其他成功的电影业，如美国电影业，是否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在我国电影发展的初期，我们与英国的电影业又有怎样的联系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对‘身世’的探寻。我是说，‘自身定位’归根结底都是在探寻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 与我们的祖先有着何种联系’？”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对反映澳大利亚“国民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提供资助。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电影成了对研究澳大利亚的外国学生介绍澳大利亚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约翰·里卡德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授过澳大利亚研究课程。他说：
“我特意选了一些风格各不相同的澳大利亚电影，给学生播放了一些片断，比如电影《加利波利》（Gallipoli）和《普丽西拉——沙漠皇后》（Priscilla, Queen of the desert）。《加利波利》讲述的是一九一五年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的加利波利战役。这场战役说到底是一场灾难，一场军事灾难。但这次战役被看成是澳大利亚士兵经历的第一次战争洗礼，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树立起了澳洲兵的形象。”

“这部影片展示了两种类型澳洲兵的形象。一位是乡下男青年，非常体面，很高贵，符合那种具有贵族气息的乡村人的形象；但他的朋友，他最要好的伙伴是个城市小混混，由梅尔·吉布森饰演。他们俩结下了深厚的伙伴情谊，而这种伙伴关系恰恰象征了澳大利亚文化中这两种不同元素的融合。”

“这部影片以乡村男青年的壮烈牺牲结尾，而他的伙伴这个时候正试图将那个本可避免这场战斗、挽救整个军团的重要命令及时送达目的地。但他最终没有成功，当然并不是他的过错。在这种背景下，影片严肃地塑造了澳大利亚“乡下人”的形象和澳洲兵的形象。”

“而《普丽西拉——沙漠皇后》是一部与之对比鲜明的影片，因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伙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走进丛林的故事。其中有个非常经典的场景，这群身着女性盛装的男同性恋们来到位于布罗肯山脚下的一个小酒吧，他们的出现使在场的当地人大吃一惊。但他们最终还是被当地人所接受。这是一部喜剧娱乐片，但同时又刻意向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形象提出了质疑。”

随着澳大利亚不断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的抵达，澳大利亚的文化日益向城市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为电影导演们提供了探讨澳大利亚国民性的新领域。墨尔本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维基·皮尔博士说：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我们注意到一种偏离丛林传说和男性话题的趋势，关于城市主题的电影开始出现，比如《布朗斯维克的死亡事件》（Death in Brunswick）、《城堡》（The Castle）、《无法无天》（Romper Stomper）等等，都是以城市生活为重点的影片。这正是因为澳大利亚本质上就是一个很城市化的国家。”

“我们还发现移民和移民经历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了展现。此外，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也广泛地参与了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创作、制作电影，还在其中扮演角色。这仅仅在十来年前都是不会有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电影所塑造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形象千篇一律，而现在的电影如《防兔篱笆》（Rabbit Proof Fence）和《球赛背后》（Australian Rules）等等，所采取的角度已经突破了以往人们思维的固定模式。”

澳大利亚社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民族多样化的特性，土著人和新移民在澳大利亚的电影中都得到了反映，这种反应势必会引起海外其他多民族国家的观众在这方面的共鸣。比如《舞出爱火花》（Strictly Ballroom）这部澳大利亚电影在法国戛纳电影节首映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莫纳什大学的维奇·皮尔博士说：

“《舞出爱火花》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遍的主题。影片中一个名叫斯科特的青年，想要赢得泛太平洋地区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的冠军，他不顾父母以及在舞蹈界颇有影响的保守派的反对，最终决定和他的梦中女孩弗兰——一位西班牙移民——携手共舞。”

﹙插播音乐：约翰·保罗·杨的《云霄恋曲》﹚

欧洲移民登陆澳大利亚的历史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电影史中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小觑——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拍摄故事片的国家之一，早在一九〇六年就拍摄了故事片《凯利帮的故事》，这部影片讲的是澳洲一个丛林大盗的故事，他是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电影业规模虽小但成就斐然；然而从二战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国外大型连锁电影公司使澳大利亚小规模的电影业在国际上很难占据一席之地，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维基·皮尔博士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由于资金和发行的困难，澳大利亚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这其中还涉及到发行商的问题，比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里奇公司就不想参与到制作过程中来，以至于连澳大利亚人自己都不愿意再参与制作。”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土影视制片商的大力支持，电影业开始复兴。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共拍摄了六百三十部故事片，并且目前许多的澳籍演员、制片人以及技术人员在好莱坞风头正劲。

到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为止，澳大利亚电影业的生产总额达六亿七千八百万澳元，但是九十年代的增长主要是归功于在澳大利亚制作的好莱坞影片，例如《谍中谍2》(MISSION IMPOSSIBLE II 以及关于多重身份的《黑客帝国》(THE MATRIX)

这些电影淡化了本土性和国际性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今后是否还能够看到所谓的澳大利亚电影呢？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过澳大利亚研究课程的约翰·理卡德说：

“我们曾有一些非常好的导演，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去了海外发展，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现在我们还有许多优秀的导演在不断地涌现，他们制作出优秀的影片。但是事实是，我们现在发展澳大利亚电影业主要是在这里制作好莱坞电影，你提到了《黑客帝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在澳大利亚制作的好莱坞电影。好莱坞在这里制作电影，雇佣当地的技术人员等等，这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讲可能十分重要，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隐患，那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把本土电影业挤出去。所以我认为将本土电影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十分重要。现在我们的导演未必想拍那些过去澳大利亚电影业认准的‘老一套’，如丛林故事和历史题材等。他们的目光可能更多地投向了国际性的主题，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拥有我们澳大利亚自己的电影制作方式，讲述我们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仍然十分重要。”

好，各位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跟您谈了澳大利亚的电影和澳大利亚的文化。这次的澳洲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是由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为您制作的。刘江在墨尔本谢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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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更多关于the castle这部电影的？

不错不错!!